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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包密集释放 汽车消费券助力扩内需******

　　汽车消费券助力扩内需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之一。近期，天津、沈阳、郑州、济南、三亚、南昌等地陆续出台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其中发放汽车消费券是一种重要方式。

　　业内人士认为，汽车消费券数量较多、金额可观、使用灵活，能有效配合商家开展促销活动，激发居民消费热情。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回暖以及居民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汽车市场有望在拉动内需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政策红包密集释放

　　中国汽车消费整体态势如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02.1万辆和2686.4万辆，同比增长3.4%和2.1%，全年实现小幅增长。中国汽车产销总量已连续14年居全球第一。同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和前期有关支持政策退出等因素影响，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出现一定波动，扩大汽车消费面临一定压力。

　　对此，不少地方都将汽车消费券作为“政策红包”发放，提振本地汽车消费。

　　在天津，市政府决定在春节前夕再安排市级财政资金1.15亿元用于发放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其中汽车消费补贴安排资金6000万元，占同期消费券总额的比重超一半。

　　“汽车消费券共分为四档。购车金额5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金额15万元(含)至2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金额25万元(含)至35万元(不含)的每辆补贴5000元；购车金额35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补贴6000元。”天津市商务局局长孙剑楠说，1月11日开始，在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并开具购车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APP指定页面上传相关购车证明材料，申领政府购车补贴资金，待相关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

　　在河南郑州，“兔年迎春”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于1月5日上午开始正式发放。此次活动将统一发放5000万元汽车消费券，其中燃油车消费券发放7720份、价值3000万元；新能源车消费券发放4200份、价值2000万元。

　　郑州市商务局二级调研员林继民说，此轮汽车消费券按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划分了不同的标准。其中，购置燃油车的消费券分为3000元和5000元两种。裸车开票价在5万元(含)以上至15万元(不含)以下的燃油车，可享受3000元的消费券；裸车开票价15万元(含)以上的燃油车，可享受5000元的消费券。新能源车消费券档位设置与燃油车相同，但每档比燃油车再增加1000元补贴额度。“凡购买5万元以上小型非营运车辆者，包括燃油车、新能源车、皮卡车等，都可以申请领取汽车消费券。此举旨在有效提振消费信心，优化广大市民购车体验。”林继民介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汽车作为居民日常消费中最大宗的工业品，产业链长、辐射面广、牵涉就业多、带动作用强，是提振内需的重要发力点。”周民良说，近期，天津、郑州、沈阳等地陆续发放汽车消费券，是一项十分积极的举措，有利于发挥内需“催化剂”的作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加快促进经济回稳向好。

　　供需两端活力增强

　　汽车消费券的影响力如何，分处需求和供给两端的消费者和企业最有发言权。

　　“我买这辆车挺‘香’！政府提供的消费券及各类补贴让我额外省了7500元！”家住山东青岛的陈晓安说，3个月前，她购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作为上班族，汽车可以让自己更舒适地通勤，但由于刚工作不久，买车也要精打细算。“青岛市政府依据车价与购买车辆动力类型有不同额度的消费券，有些银行和区政府也提供了配套的同享消费券。买车那会儿，我准时上闹钟在手机上抢券，最终圆了买车梦。”她说。

　　在湖北武汉工作的李烽最近也盘算着换新车的事，汽车消费券是他购车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我刚工作时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牌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如今，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电瓶老化、空调损坏、零部件磨损等问题日益突出，每年用于维修保养的费用就有上万元。”李烽说，目前新能源车设计新颖且使用成本更低，而且不少地方的汽车消费券对新能源车的支持力度更大，自己打算买一辆新能源车。“我争取赶上这一波，今年就搞定！”

　　面对消费者的热情，车企积极响应，抢抓汽车消费券带来的商机。

　　大7座SUV、智行驾驶辅助系统、品牌方100%的购置税补贴、3年3次免费基础保养……2023年1月1日至20日，江铃福特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密集推出一系列全新产品，乘着汽车消费券的东风抢抓市场机遇。

　　1月13日8时30分开始，赛力斯集团“问界”系列部分车型提供全新的优惠价格，该系列车型还将陆续进行OTA升级(在线升级)，进一步优化车主的智慧出行体验。

　　赛力斯集团相关业务负责人姜卫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正从政策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市场潜力巨大。其中，汽车消费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新购和换购客户的购买热情，缩短客户决策时间。不仅如此，汽车消费券在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的同时，还能有效辐射汽车售后服务市场，激发持续消费活力。“赛力斯集团将通过流程标准、保障体系、服务产品、数字化服务、极致体验等方面共同升级来建设全新的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姜卫说。

　　与此同时，广大经销商也嗅到了商机。“我们会充分利用汽车消费券等政策补贴的有利时机，配合厂家促销，最大力度推出优惠促销，提高新车销量。”新疆卓辉汽车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向金萍说。

　　夯实消费回暖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汽车消费券的撬动作用不可小觑。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13日，全国现存企业(状态为存续、在册、正常营业的企业)中，主营业务范围与汽车生产、销售、保养有关的约487.63万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7.4%。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四川、安徽等地汽车存量企业数量较多。

　　周民良表示，目前汽车消费券的发放以政府为主，不少企业、商家也纷纷推出配套促销措施，这有利于形成促进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合力。在这一过程中，汽车企业和销售商家尤其要注意，汽车属于耐用工业品，居民买车只是消费周期的起点，售后服务市场空间更加广阔。

　　“鼓励汽车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因此，汽车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也要在精细、科学、公平、合理上下功夫。”周民良说，比如汽车消费券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财政补贴，汽车消费券应该重点面向无车和仅有一辆车的家庭，支持其购车或置换；再如，由于大型城市往往路面交通拥堵，公交地铁发达，汽车消费券应重点向出行需求较大、人口密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倾斜，从而帮助这些地区打通要素流动障碍、释放内生增长动力、夯实经济回暖基础。

　　对于车市的前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整，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这为稳定增加汽车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综合各种因素，预计2023年汽车消费市场有望总体保持增长势头。

　　束珏婷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继续推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一是抓政策落实，加大汽车消费政策文件落实督导力度，及时推广地方好经验好做法，确保政策落地见效。二是抓措施完善，会同有关方面研究扩大二手车流通、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等政策措施，着力破解汽车流通的堵点、难点问题，促进汽车梯次消费、循环消费。三是抓环境优化，协同相关部门支持充电设施、停车设施建设和提高汽车消费金融服务水平，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四是抓制度健全，加快修订《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促进汽车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王俊岭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